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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烈事迹】铁道游击队首任大队长:洪振海

2020/6/24 13:56:53 来源:中华英烈网 浏览:

洪振海,1910年出生于山东省滕县大北塘村。自幼随父在枣庄谋生,跟着车站的小伙伴们学会了一手飞登火车的本领。后因生活所迫,不得已干上了吃“两条线(扒火车上的煤炭等)的行当。长期的流浪生活,使他形成了敢想敢干、见义勇为的豪爽性格。抗日战争时期,洪振海发动路矿工人组建了一支遐迩闻名的抗日武装——铁道游击队活跃在鲁南的枣庄,临城一带。这群机智勇敢的游击健儿,在纵横数百里的铁路干线上,与日军斗智斗勇,创造了一个个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

1939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日军占领下的煤城枣庄,一位中等身材的健壮汉子,穿过行人稀疏的小巷,大步流星地来到火车站西的小陈庄。

这汉子,便是洪振海。一年前,在鲁南抗日义勇总队三连任排长的洪振海,与排长王志胜一起,被总队首长派来枣庄,建立了一个秘密情报站。这情报站,就设在小陈庄王志胜家的一间炭屋里。

这时,王志胜也急匆匆地赶来。王志胜的公开身份是日本人在枣庄开的一个“国际洋行”里的搬运工。不久前洪振海悄悄地对他说:“总队派人送信来了,指示我们想法搞点武器。你在洋行注意点,遇有机会我们就干它一家伙。”今天,王志胜在车站帮日军装卸物资时,发现有十几个大小不等的稻草捆,放在站台上。他偷偷扒开一摸,是枪支弹药。下午装车时,便有意识地把这几个稻草捆放在车厢门旁便于搬运的地方,同时,在车皮上做了记号。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气喘吁吁地对洪振海说:

“老洪,有武器了!”

“在哪里?”洪振海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内闪射出兴奋的光芒。

王志胜把下午在车站装车遇到的情况告诉了洪振海,并凑到他耳边低声说:“这些枪支弹药,都用稻草包着,装在铁闷子车厢里,挂在今晚九点西开的客车上。”

“搞!”洪振海斩钉截铁地说。

“可怎么个搞法呀,铁闷子车厢门叫鬼子用粗铁丝缠着,这闷子车开起来又不好上。”志胜皱着眉头问。

“上去是不易,但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说什么也要搞到!”对洪振海,王志胜是了解的。王志胜听他这么一说,也就放心了。

晚8点左右,洪振海带上手枪,将一把虎头钳子挂在腰间,带着刚参加情报站工作的曹得泉,急匆匆地来到枣庄火车站西的树丛里隐蔽起来。

“呜……”晚9点左右,随着一声汽笛长鸣,载着军火的那列火车喘着粗气,缓缓开出了枣庄站。洪振海布置曹得泉在下面接应,自己准备飞身登车。

洪振海来到铁路线上,全神贯注地盯着飞驰而来的列车。一节、二节、三节……,眼看后面只有两节车厢了,他闪过最后一节客车车厢的首部,当车厢尾部弓形的上车把手到达身边时,他一个鱼跃扑上去紧紧抓住,身子像矫健的猴子般挂了上去,在风驰电掣的车身将他的身体向后掀起的一霎那,他右腿用力向前一蹬,使脚落在踏板上。

他迅速从怀里掏出手枪,机警地朝客车尾部走廊望了望,见近处没有押车的敌人,便迅速转向挂在客车后面的铁闷子车厢。他像壁虎一样贴在车帮上向车门移动。车帮上的铁棱只有寸把宽,手抓不牢,脚踏不稳,洪振海全身重量实际都集中在十个手指上。速度不断加快的列车带起的急风像铁扫帚一样扫着他,只要手一松,就有被卷进车底或甩出去的危险。他咬紧牙关,用全力死死扒着,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终于靠近了车门,握住了门把手。

他麻利地从腰间取下钳子,“咔嚓”一下剪断了拧在铁鼻上的粗铁丝,用力将车门推向一边,低下身子钻了进去。放在车厢门口的稻草捆险些将他绊倒,他用手一摸是机枪,便迅速抓起从车门甩了出去。接着又摸到第二个稻草捆掷了出去。当他抓起第三捆时,突然听到汽笛声响了。他知道快到王沟车站了,便急忙又掀下两个稻草捆,关好车门,旋风似地跳下车。

列车开走以后,王志胜赶来了。他们迅速将扔下的枪支弹药收集在一起。数了数,一共两挺机枪,12支三八式大盖步枪和两箱子弹。三人一齐动手,将枪弹藏在蔡庄赵永泉家的瓜窖里。

第二天一早,洪振海托人送信给山里的义勇队总部。当夜,总部即派来一个连队,将这些武器弹药悄悄取走了。

1939年初冬,洪振海和王志胜根据上级要他们抓紧扩大人员,在适当时机武装起来的要求,经过一番筹措,义合炭厂很快办起来了,由洪振海任经理,王志胜任副经理。他们还吸收曹万青、李云生、徐广田、梁传德、曹德清等八名同志“入股”,以烧焦炭为掩护,积极展开了收集情报工作。

1940年初,洪振海认为建立抗日武装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与王志胜商量,向苏鲁支队(义勇队总部改编)写了关于成立鲁南铁道队的报告,并请求上级派领导骨干来。支队批准了他们的报告,任命洪振海为铁道队队长,杜季伟为政委,王志胜为副队长。

早春2月的一天,杜季伟政委化装来到枣庄。杜季伟原在支队任副教导员,沉稳干练。他的到来,对刚刚成立的铁道队,加强了领导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训练,队员们的军政素质明显提高。三个月后,他们又发展了七名队员,增加了十几支短枪。武器多了,队员们的胆子也大了。大家跃跃欲试,纷纷要求给日本侵略军一点颜色瞧瞧。

这年7月,日军对鲁南山区进行“扫荡”,上级指示铁道队放手开展敌后斗争,拖住敌人后腿,策应山里部队反“扫荡”。

听说要配合山里大部队行动,洪振海把大腿一拍说:“好哇,这是上级看得起咱,我们要干它一场热闹的!”

洪振海与杜季伟把队员们召集在一起,要大伙计议一下部队的行动计划。靠吃“两条线”起家的队伍,总离不开在铁路上打算盘。有的提议搞火车碰头,有的主张扒铁路,有的建议打兵车,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洪振海说:“搞火车碰头,热闹倒热闹,只是敌人有的是火车,碰掉两个车头,他们还有车头;再说敌人向山里发兵,也不靠火车头拉。打兵车那是过瘾,可我们力量小,兵车行动规律又不易摸。至于扒铁路,也不是妙算,扒掉一段,敌人会很快修复。比较合算的,还是搞敌人的票车。这是一种混合列车,搞这种车,我看有三大好处:第一,这车上有乘客,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搞一下能扩大宣传;第二,票车后挂有货车,可以搞到枪和其他物资支援山里部队;第三,车上只有少量押车的敌兵,我们自己对付得了,比较容易成功。”

“对,就搞这种混合列车!”大家对队长的分析一致赞同。洪振海派人作了侦察,得知每星期六有一班从连云港开往济南的票车,沿途各站日军通过这趟车向驻济南的日军交款。于是又派两名队员化装跟车,进一步摸清了押车日军的人数、装备以及活动规律。

到了7月底,洪振海估计各站交的钱一定更多,便与政委杜季伟及副队长王志胜商量,立即行动。具体计划是:挑选12名精明强干的队员作为先遣队,先混到列车上,盯住敌人;洪振海与当过火车司机的队员曹德清负责干掉司机,掌握火车头;王志胜带12名会登车的短枪队员事先在预定地点设伏,伺机配合车上行动;其他队员由杜季伟带领,埋伏在四孔桥附近接应。

星期六这天,当夕阳染红西边天际的时候,赵永泉、刘炳南等12名队员,化装成工人、农民、商人等,分别从泥沟、峄城、枣庄站上了车。他们上车后发现押车的日军比原来侦察得知的人数多十多个(原来这是由枣庄到王沟换防的一个小队)。面对这一变化,队员们毫不畏惧,迅即调整力量,盯上了目标。晚饭时间到了,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烟、酒、烧鸡、点心等,主动凑到押车的日军士兵身旁,请他们“共进晚餐”。日本兵以为这些乘客热情“慰劳太君”,毫无戒备,与铁道队员一起大吃大喝起来。

列车行至枣庄站西的时候,隐蔽在道旁树丛中的洪振海和曹德清,分别从两侧敏捷地跃上了车头。洪振海用短枪瞄准日军司机,只听“砰”的一声,那家伙便倒在了司机座边的铁板上。正在向炉膛添煤的司炉(中国人),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就被捆了,嘴中塞上毛巾被推到了机车内的一个角落。曹德清乘机跳向右边的司机座,握住了开车把手。

曹德清驾驶着列车,洪振海大铲大铲地朝炉镗内加着煤,加快速度向前开进。快到四孔桥了,车速放慢了。早已埋伏在这里的12名队员,在王志胜指挥下,熟练地跃上了列车。

洪振海看到王志胜带领的队员都上来了,便令曹德清猛然拉响汽笛。潜伏在各车厢的队员,听到信号,亮出武器,像猛虎一样扑向敌人。经过一阵短兵相接的战斗,车上的20多个日军官兵全被消灭。

隆隆滚动的列车在四孔桥停了下来。洪振海跳下车头,挥动着二十响的驳壳枪向混乱的旅客大声喊道:“老乡们,不要惊慌,我们是打鬼子的八路军,请大伙从车上下来,让我们政委和大家讲几句话!”

这时,杜季伟带领部分队员来到列车跟前。为了迷惑敌人,他在讲话中故意提高噪音说他们是从山区出来,准备向枣庄敌人进攻的八路军。他向旅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安定了旅客的情绪。

这次战斗,缴获八万多块钱,短枪八支,长枪12支,手炮一门,机枪一挺。铁道队除留三支短枪外,其余都上缴给了支队。

八路军袭击票车的消息很快传遍枣庄地区,传到津浦线上的徐州、济南等地。枣庄之敌犹如惊弓之鸟,急向进至山区“扫荡”的长官呼救。两天之后,进到山区“扫荡”的敌人,不得不仓皇地撤回部分兵力。

在枣庄火车站南侧,有一个日军开设的国际公司,当地群众都叫它“洋行”。这个洋行名义上是经营日货的商行,实际上是搞情报的特务机关。除掉它,就等于挖掉敌人的眼睛。打完票车之后,洪振海与杜季伟、王志胜商量,决定乘胜奇袭国际洋行。

一年前,洪振海与王志胜为了搞枪,曾经偷袭过一次洋行,打死、打伤洋行的三名日本“掌柜”。从那以后,敌人增兵加哨,并在洋行四周院墙上架了电网,不准中国老百姓随便进去。

8月下旬的一天,洪振海派王志胜前去洋行侦察,由于敌人戒备森严,未能进去。又一天,洪振海和王志胜一同到了洋行附近。洪振海坐在一个茶摊旁,假装喝茶观察外面情况;王志胜提着一个酱油瓶子,向洋行门口走去。说来也巧,王志胜快到门口时,正好碰见了洋行出来的日本人金山。金山原是洋行的“三掌柜”,王志胜在洋行干搬运工时与他相识。他一见王志胜,便笑嘻嘻地主动打招呼:

“王的,什么的干活?”

“买酱油米西。”

“怎么不进去?”

“岗哨不让进。”

“我的带你进。”

王志胜跟金山顺利地进了洋行的大门。先看了布匹柜台,接着又看了卖五金的。金山边走边向王志胜介绍,劝他购买。王志胜说:“太贵,买不起。”金山不相信地说:“我的发财的有,怎么买不起?”王志胜亮出大拇指说:“三掌柜的现在是这个(老大),你才是发财大大的。”金山听后沉下脸气愤地说:“哼!我人已经不在洋行。”他指着现任洋行大掌柜矛三郎司令的住处说:“他的,大大的坏!”原来,日本人怀疑那次洋行遭劫是金山勾引中国人干的,把他开除了。因此,他对矛三郎一伙满肚子怨恨。

王志胜随金山院内转了一圈,将洋行人数及住处摸清后,便急忙买了酱油,离开金山找到洪振海,回到铁道队驻地齐村。

这天,杜政委到鲁南军区开会去了。王志胜将侦察来的情况向洪队长及队员们作了介绍。洪振海果断地说:“我们应该马上行动。一不做,二不休,来它个血染洋行!”

当夜10点多钟,洪振海带领30多名队员,分四个战斗小组,悄悄向洋行摸去。乍起的狂风把满地的煤尘卷到半空,使灰暗的夜色变得更加朦胧。铁路北日本大兵营的探照灯,不时照向阴森森的洋行大门。门口哨兵,背枪来回走动着。

“你们先隐蔽一下,我去把他收拾了!”洪振海小声对队员们说。只见他顺着墙根,慢慢摸到大门旁,一个箭步冲上去,手起刀落,将那个日本哨兵砍倒在地上。

洋行大门里面上了锁,架着电网的高高的院墙又不好翻越,洪振海与王志胜只得组织队员从洋行的南墙挖洞而入。用石块砌成的墙壁宽厚坚固,为减小响声,队员们将铁钎子用麻袋片包起来慢慢砸,折腾好久,才挖开了一个能钻人的洞口。

队员们从洞口鱼贯而入。洪振海在院内跺脚为号,四个战斗小组按预定方案各自奔向自己的目标。大家一齐动手,直杀得敌人鬼哭狼嚎,血肉飞溅。不到十分钟,东屋、西屋及南屋的日军被全部干掉。这时,王志胜见梁传德那个组还未出来,他急忙跑到北屋,见一名日军光着膀子,正手持棍子与梁传德搏斗,便用手枪一点,结果了那家伙的性命。

就在这时,洪振海发现敌人的探照灯不时朝这里扫瞄。原来,火车站上的敌人察觉洋行出事,日军巡逻的小分队正向洋行包抄过来,机枪已扫射到洋行房顶。洪振海命令队员快撤。眼看从洞口一个个往外钻已来不及了,这时不知是谁喊了声:“带的斧头呢,快把大门的铁锁劈开!”原来这把斧头是带着准备劈敌人铁柜用的,想不到在这关键时刻有了用场。只听“咔嚓”两声,大锁被砍落了。洪振海、王志胜组织队员,忽拉一下从大门撤了出来。他们带着缴获的六支短枪和一百多块表及其他物资,转眼间消失在茫茫夜幕里。敌人追了半天,连铁道队的影子也没见到。他们看到的,是洋行内留下的那13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1940年秋,铁道队奉命与活跃在临城南北的另外两支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游击大队,洪振海被任命为大队长。他同大队政委杜季伟、副大队长王志胜密切配合,指挥游击健儿和日伪军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斗争。

位居津浦线与临枣线连接点的临城火车站,是日军的铁甲列车大队和铁道警备大队活动的重要据点。伪军阎成田团的两个营和特务队也驻在临城附近的古井村。日伪军对铁道游击大队活动地区接连进行“扫荡”和“清剿”。铁道游击大队决定给敌人点厉害尝尝,教训他们一下。

经过研究,一个奇袭临城的战斗方案很快形成。这次计划拿驻临城车站的鬼子特务队长高岗开刀,并且利用日伪之间的矛盾,挑起他们之间狗咬狗的斗争。

10月的一个夜晚,洪振海、杜季伟带领化装成伪军巡逻队的20多名队员,大摇大摆地来到临城火车站。在内线接应下,他们顺利地越过封锁沟,进入站内。

站台上的伪军哨兵以为是自己的巡逻队来了,急忙挺起腰杆,来了个立正姿势,向走在前头的“长官”敬礼。手疾眼快的洪振海将锋利的匕首刺进他的胸膛。接着,指挥队员迅速封锁了道口,密切注视着车站东侧日军兵营及碉堡内敌人的动静。

王志胜及队员刘金山等趁机摸到日本特务队长高岗的住处。

这是位于南站台边的一套房子。刘金山透过房门上的小窗,看到高岗正伏在桌子上写着什么,卫兵石川,头靠在一旁的桌子上打盹儿。王志胜、刘金山猛地一下推开房门,高岗一愣,急忙去抓放在桌子左前方的20响手枪;他的手还没触到枪,刘金山射出的一串子弹就已钻进他的脑壳。石川听到枪声,还没愣过神来,刘金山的枪口已顶在了他的脑门上。王志胜枪口对着套间的房门,大喊一声“缴枪不杀!”有一个家伙脑袋刚刚伸出来,就被王志胜一枪打穿了鼻子,嚎叫着缩了回去。

就在这时,车站车侧的日本兵营内,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这是洪振海为策应车站杀敌而采取的迷惑敌人的行动。

王志胜、刘金山等干掉套房内的敌人后,扛起室内的两挺机枪和20多支步枪,安全撤出站外。

半月之后,日军的一个头目从八路军的宣传中得知,高岗是铁道游击大队杀掉的,气得暴跳如雷,顿足大骂“飞虎队(指铁道游击大队)狡猾”。

在日军“扫荡”的枪炮声中,1941年的冬天降临到草木凋零的鲁南大地上。

正在微山湖组织铁道游击大队休整的洪振海与杜季伟,接受一项事关重大的紧急任务。这天,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神情严肃地对他俩说:“今年鬼子对山区的秋季‘扫荡’很残酷。前几天,咱们军区的被服厂突然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大部分冬服被鬼子抢走或烧毁,纺纱车、织布机也被砸烂烧焦。现在已进入冬季,天气日渐寒冷,而成千上万的战士,至今仍穿着单衣。根据地的人民在这次‘扫荡’中损失也很大,再让他们拿出布料赶做部队棉衣已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了你们,所以把你俩找来,希望你们克服一切困难,想办法从鬼子那里搞一部分布匹,以解上万部队的燃眉之急。”

洪振海与杜季伟回到驻地后,立即把王志胜等同志召集到一起,共商解决布匹之大计。

“当务之急是要及时搞到装布列车的情报。为此,最好是在微山湖附近的车站上找个知情人,有情况赶紧告诉我们。”洪振海心急火燎地说。

王志胜点了点头说:“我看这事得找微山湖大队张队长,听说他与沙沟车站混得很熟,可以让他帮助打听打听”。

“一旦搞到布匹,应该抓紧运走。为此,一是要把截车地点选在湖区附近,以便装船运走;二是要事先联系好卸车和船运人员。”杜季伟说。

经过议论,形成了一个截车搞布的计划。

会后,洪振海即派王志胜去找微山湖大队的张队长,得知沙沟车站的副站长张云骥,有民族正义感,探听运布列车的事,可以找他帮忙。

经过一番工作,张云骥满口答应,愿意帮忙。不几天,他果然送来情报,说有一列从青岛开出的票车挂有两节装布匹的车厢,当天要路过沙沟站继续南运,但到站时间是白天。

白天截车目标太大,洪振海让王志胜再找张云骥商量,想办法把列车到达沙沟站的时间推迟到晚上。张云骥不愧是一位具有爱国心的人,他按照铁道游击大队的意图,赶到沙沟站北段的滕县,将沙子放进列车的油壶里,车开出不久,轴瓦起火,不得不在临城停修,直到晚上10点多钟才修好。

洪振海喜出望外,即派曹德清、李云生等三名熟悉列车的队员化装混进沙沟站,准备配合张云骥爬车摘钩。

当天晚上,由杜季伟组织动员的近千名群众,集中到沙沟站以南的黄庄一带。

当列车运行到姬庄以西拐弯处时,张云骥同曹德清准时拔掉了风管和插销,使两节装布的车厢脱钩,在沙沟站以南的塘湖附近停了下来。敌人毫无察觉,列车继续向前运行。

还没等装布车厢停稳、洪振海、王志胜便指挥队员撬开车厢门,将大捆大捆的布匹撂下来。杜季伟带领群众跟上来,大家争分夺秒,有的背,有的杠,有的抬,有的推,霎那间,从黄庄到微山湖畔,形成了一条运布的长龙。这时,由微山湖大队及区委动员来的上百只渔船已停在湖边,等待布匹上船。

快要卸完布区时,突然从南面开来一列载有日本兵的军车。洪振海立即指挥队员埋伏好,没待列车靠近,手榴弹便在车头开了花,接着,机枪、步枪一齐射向敌人。司机好像被打懵了,列车开得更快,等发现前面的运布车厢时,已来不及刹闸。车头与装布车厢相撞脱轨,列车上的日军死的死,伤的伤,顿时乱作一团。

沙沟站的日军得知丢失两节装布匹的车厢,也向机枪声响处包抄过来。

枪声越来越近,但布搬不完谁也不忍心离去,因为这是广大指战员的过冬棉装呀!说来也巧,这时突然大雾弥漫,几步之隔即看不清对面,真是“天公相助!”

洪振海利用大雾这个天然屏障,故意虚张声势。他组织长短枪一齐打起来,机枪“哒哒哒”叫个不停,竭力造成主力部队出山了的阵势。

日军果真被唬住了,不敢轻易冒进。铁道游击大队掩护群众边打边撤。敌人赶到空车皮前看到大片耕地被踏平,更以为八路军主力部队来了,吓得放了一阵空枪便撤了回去。

雾散天晴,忙碌了半夜的队员及群众又惊又喜。有个老大爷捋着胡子风趣地说:“当年诸葛亮神机妙算,雾中草船借箭十万;今日咱铁道游击队计高一筹,雾中借布万匹,真是胜过孔明!”

这次截布战斗,共获细布18万余匹,日军军服800多套,还有毛毯、棉被及药品等。解决了一个军区、三个军分区和一个教导旅的冬装问题。

在敌人严密控制的铁路干线上,洪振海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带领队员们扒铁轨、炸桥梁、撞车头、截物资,像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在敌人的动脉血管上,搞得日伪军晕头转向,不得安宁。敌人对他们既恨又怕,发誓要“一网打尽”。1942年4月的一天晚上,由于叛徒告密,1000多名日伪军分两路突然包围了铁道游击大队驻地黄埠庄。在敌众我寡的紧急关头,洪振海奋不顾身,掩护部队突围,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队员们挥泪掩埋了自己心爱的队长。他们在新任队长刘金山和政委杜季伟的领导下,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同日伪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千里交通线上,谱写下新的抗日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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